中医中药在中国古老的大地上已经运用了几千年的历史,中医学以阴阳五行作为理论基础,经过几千年的临床实践,将人体看成是气、形、神的统一体,通过“望闻问切”四诊合参的方法,探求病因、病性、病位,分析病机及人体内五脏六腑、经络关节、气血津液的变化,判断邪正消长,进而得出病名,归纳出证型,以辨证论治原则,制定“汗、吐、下、和、温、清、补、消”等治法,使用中药、针灸、推拿、按摩、拔罐、气功、食疗等多种治疗手段,使人体达到阴阳调和而康复。
中医学经过远古时期、夏、商、周的积累与沉淀,于春秋战国时期基本成型,,并出现了解剖和医学分科,开始采用“四诊”,疗法有砭石、针刺、汤药、艾灸、导引、布气、祝由等。秦汉时期的中医典籍《黄帝内经》,系统论述了人的生理、病理、疾病以及“治未病”和疾病治疗的原则及方法,确立了中医学的思维模式;东汉时期,张仲景的《伤寒杂病论》,提出了外感热病(包括温疫等传染病)的诊治原则和方法,论述了内伤杂病的病因、病证、诊法、治疗、预防等辨证规律和原则,确立了辨证论治的理论和方法体系。同时期的《神农本草经》,概括论述了君臣佐使、七情合和、四气五味等药物配伍和药性理论,对于合理处方、安全用药、提高疗效具有十分重要的指导作用,为中药学理论体系的形成与发展奠定了基础。东汉末年,华佗创制了麻醉剂“麻沸散”,开创了麻醉药用于外科手术的先河;西晋时期,皇甫谧的《针灸甲乙经》,系统论述了有关脏腑、经络等理论,初步形成了经络、针灸理论。唐、宋、明、清时期,中医学发展到了鼎盛时期,唐代时期的孙思邈集毕生之精力,著成《备急千金要方》《千金翼方》,两册典籍对临床各科、针灸、食疗、预防、养生等均有论述,可谓集唐以前方书之大成;宋代时期,政府专设“太医局”作为培养中医人才的最高机构,设立“校正医书局”,有计划地对历代重要医籍进行了搜集、整理、考证和校勘,《素问》《伤寒论》《金匮要略》《针灸甲乙经》《诸病源候论》《千金要方》《千金翼方》和《外台秘要》等中医典籍都是当时校订和刊行后流传下来的;明代时期,李时珍的《本草纲目》在世界范围内首次对药用植物进行了科学分类;清代时期,叶天士的《温热论》,提出了温病和时疫的防治原则及方法,形成了中医药防治温疫(传染病)的理论和实践体系,医家王清任根据尸体解剖和临床经验写成《医林改错》,改正了古代医书在人体解剖方面的的一些错误,强调了解剖知识对医生的重要性,并发展了瘀血致病理论与治疗方法,清代中期开始,特别是民国时期,随着西方医学的传入,一些学者开始探索中西医药学汇通、融合。新中国成立后、中医在几次重大疫情的救治工作中发挥了很好的治疗作用,比如2003年“非典”、2009年的“禽流感”、2019年的“新冠”,越来越多的现代人开始相信这门古老的医学在临床疾病治疗上的发挥的重大作用。
五千年的华夏文明,使得中医学在不断的沉淀积累中愈加深厚,凝聚着中华民族的博大智慧,是中华文明的瑰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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